煤炭结构煤炭行业的深度结构调整大变局dd

发布时间：2021-01-20 05:33:02 阅读：次来源：牛皮革厂家

煤炭结构煤炭行业的深度结构调整大变局

煤炭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业原料和能源，因为冬季的气候和春节假期等因素，生产和消费企业每年冬季都有备货的商业活动，同时伴随有煤炭价格攀升的过程。然而，2013年煤炭的冬储备货行情不仅爽约，反而出现动力煤、焦煤和焦炭价格大幅下跌的现象。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大幅波动，并无明显的上涨过程；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焦煤、焦炭期货价格2013年冬季最大跌幅高达30%左右。这种行情与历年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而现象背后更是隐藏着我国煤炭市场的重大结构性变化。

煤炭市场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，其驱动力是我国宏观经济和相关产业政策发生转向，导致煤炭及其下游产业链的需求发生质变，煤炭行业的生存环境被政策改变。笔者将从煤炭市场的历史纵向结构、行政驱动力结构和产业链横向结构三个方面，分别论述相关政策变化对我国煤炭市场结构的冲击。

煤炭行业纵向结构变化

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煤炭市场的兴衰与宏观经济走势表现出较高的正相关关系。1981年-1991年的经济周期中，GDP增长速度从1982年的5.2%增至1984年的15.2%，随着“价格闯关”失败，经济增速跌至5%左右；同期煤炭产量增速从期初的5.9%一度增至12.3%，又下落到3%以下。1991年-1999年的经济周期中，邓小平南巡拉动中国经济新篇章，GDP增速到1994年再次达到14%以上的增速，煤炭产销增速也快速增至10%以上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GDP增速回落，煤炭产销增速也回到负增长的境地。1999年-2009年的经济周期中，加入WTO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将中国经济发展送入鼎盛期，煤炭产销在2003-2005年达到15%以上的平均增速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也将中国经济与中国煤炭同时送入低谷。2009年以来，“四万亿”救市计划再次将我国GDP和煤炭增速推向高峰，兴奋剂式的经济刺激过后，煤炭市场只剩满地鸡毛。综上所述，煤炭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兴衰息息相关，而政府主导、投资与出口驱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，被新一届中央政府大幅扭转，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，要求GDP增速主动放缓，煤炭行业的繁荣难以再现。

中央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向，将导致GDP增速放缓成为常态，而与之紧密相关的煤炭行业生存发展环境也将面临根本性变化。

煤炭行业行政驱动力结构变化

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明显加速，而其中若干改革政策对煤炭行业的发展形成重大冲击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，地方政府对推动、投身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动机，且行政考核的GDP标准致使地方政府不遗余力，利用地方债务平台融资，上马重大生产项目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、发展房地产行业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。在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，对煤炭、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等工业原材料形成高强度的需求，这也是我国历次经济周期中，煤炭行业兴衰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原因。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毕竟是不可持续的，过去十多年投资基建驱动经济发展的后果是，地方债务区域性系统风险增加、工业排放导致大气和地下水严重污染、诸多工业原料产能过剩等等。新一届中央政府密集出台改革政策，从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到史无前例的地方债务审计，从淘汰过剩产能到唯GDP政绩考核改革，诸多政策改革剑指原有经济发展模式。中组部修改地方干部考核方法，其中否定GDP为唯一标准，增加地方债务管理、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考核，大大降低地方政府对煤焦钢及基建项目的追逐热情，煤炭最终端的市场需求将持续恶化。同时，钢铁业因产能过剩、环境污染等已经实际开展去产能动作，煤炭市场将受到更加直接的打击。

行政力量驱动煤炭行业发展的机制，将在更多的行政改革中被逐渐瓦解，煤炭行业中短期内难以重演历次经济繁荣中的辉煌。

煤炭行业横向产业链结构变化

煤炭分为动力煤和焦煤两大类，其产业链结构主要有两条分支。一是焦煤-焦炭-钢铁-三大终端需求行业，其中三大终端需求行业包括建筑房地产、交通运输和机械电子电器；焦煤几乎100%用于冶炼焦炭，90%左右的焦炭用于冶炼钢铁，50%以上的钢铁用于三大行业。二是动力煤-火电、炼铁、建材、化工，火电需求占50%，其下游主要是工业用电和居民用电，炼铁和建材需求占30%以上，其下游是基建、房地产等。通过对煤炭产业链结构的分析发现，煤炭的最终端需求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、房地产行业等，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过去十年发展的主要动力。这种发展的动力在行政和相关行业政策改革的影响下开始减弱，煤炭行业终端需求的减弱，也是导致2013年煤炭冬储上涨行情不再的主要原因。宏观经济低速增长常态化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、煤炭行业市场化改革将是刻画煤炭行业未来发展轨迹的主要力量，这种力量正在主导煤炭产业链终端的结构性变化。

煤炭行业产业链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其终端需求的方向性变化，即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形成的终端需求，将在主动降低投资强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中逐渐减弱。